图片说明:“十二五”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26日举行。(点击查看组图)
东方网记者刘华宾3月26日报道:“十二五”期间,我国城镇化水平将从47.5%提高到51.5%,但在一些特大型城市的“扩张”中,交通拥堵、房价高企、人口压力等“城市病”也引人关注。今天上午在上海宝山举行的“十二五”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间隙,著名经济学家、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向东方网记者分析说,城镇化是一个有增长、有需求的财富创造的过程,特大型城市可尝试发展卫星城市体系,把部分人口和产业向周边中小城镇转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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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《中国发展报告2010》指出,“城市化的完整含义是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人口,让进城就业的农民在城市定居,并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。”备受关注的成都城乡体制改革中,农业与非农业的二元户籍正走向“终结”,农民“可以穿着风衣进城”。茅于轼认为,成都的城镇化探索值得关注,而在取消户籍差别的改革中,关键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权,“城里人都到农村去不可行,农民进城也还有不少障碍,因此自愿原则很重要。”茅于轼说,农民进城要有更多选择的渠道,不能采取强制措施,城镇化推进中,自由化是一条比较安全的步伐。
高度城市化的发展,也带来房价高企、交通拥堵等“城市病”,很多人选择了离开大城市,转向生活成本更低的中小城市。茅于轼分析说,上世纪80、90年代,在美、日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中,也都出现了城市人口外流现象,“这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。”他表示,大型城市房价过高确实会排斥新来人口,上海、广州等大都市要带动卫星城市发展,逐步把一部分人口向周边小城镇转移。
不少专家指出,我国拉动内需增长的最大动力是城镇化,促进发展最大的潜力也在城镇化。但也有人担心,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过程中,农民的消费愿望很难被调动。对此,茅于轼分析说,农民进城后,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都比过去有了大幅增长,城镇化是一个有增长、有需求的创造财富的过程。
城镇化发展中,很多“80后”农民工身份上是农民,职业却是工人,他们的子女一出生就在城市,几乎完全隔断了同农村的联系。茅于轼说,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、眼界和法律知识,城镇化必然要面对公共服务平等化问题,从这个意义上说,城镇化还需要有一个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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